作者：徐开彬

　　在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院教授董藩说：“现在离婚率比以前高了很多，理论上离婚就需要两套房子住人。未婚同居的人现在大量增加，同居也是需要房子的。有的人有两三个家庭，也都需要房子！”董教授因此得出结论，“现在中国出现了全民性错误认识，从高层领导到老百姓都认为房地产有泡沫，但这是错误的”。(《海南特区报》3月29日)

　　董藩的观点遭到网民的嘲笑，他们多认为“这些可笑的说法，表明地产商和房产专家已经黔驴技穷”。房地产是否有泡沫，最重要的指标是看老百姓的收入和实际购买力。中国有13亿人口，房产需求总是大量存在的，如果仅看需求，那董教授干脆建议地产商加倍抬高房价去吧。

　　其实，董藩抛出此类雷人观点早不是第一次。2006年7月，在一个名为“中国按揭行业格局与前景”论坛上，他就曾发表过一个观点：“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在于民族文化”。他认为，房地产行业越来越乱，有“自建房运动”、“不买房运动”，国人不善良，希望看到房价下跌、地产业出事，这归咎于我们的民族文化。“西方国家、东南亚国家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民族文化不同，他们笃信基督教、佛教等宗教，讲求内心的约束，而我们没有。”董藩进而认为：“房价不应该控制，应该市场化；房价上涨不会导致房子空置率高，空置率高不等于房子卖不出去；不应该搞经济适用房、廉价房。其实房价下跌受损的都是老百姓”(此观点后来被任志强用上了)。

　　美国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董先生的幼稚。如果西方文化讲求“内心的约束”，在过去的几年中，华尔街的众多投行怎么会疯狂投机高风险、高回报金融产品，从而为金融危机埋下炸弹呢？去年破产的雷曼兄弟总裁理查德·富尔得，其2006年的收入高达1.22亿美元；被美国政府托管的房地美公司前总裁理查德·塞罗，其2007年的薪酬也高达1800万美元；濒临破产的最大保险公司AIG,尽管接受政府1000多亿美元的援救，却在最近给其高管分红1亿多美元。这些都是董藩所说的“西方文化讲求内心的约束”吗？

　　董教授抨击穷人的住房愿望时批评民族文化，至少没有领会“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文化精髓。如此其奇谈怪论，被称为“精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客观地做学术研究，不是对企业与民生持独立的批判研究立场，而是为了出场费和“独立董事”职位而成为资本的御用文人。如果真按他们的那一套理论，要政府不干预经济，中国只会变成“小政府、大企业”——知识精英和大企业结成利益联盟，互相利用，老百姓的日子可能更难过。

　　国际传播学会前主席、美国传播学会终身成就杰出学者、组织传播学领域的知名学者StanleyDeetz(笔者的博士导师)，在上世纪90年代就写过一本学术专著《企业殖民时代的民主》。其核心观点是，美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媒体、教育、百姓的价值观和日常生活，说到底都在受企业集团左右。媒体集团渲染一人一票就是民主，是对百姓的大忽悠与麻痹，因为真正影响百姓民生的是企业，企业的决策与管理只对股东而不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包括员工、顾客、环境、企业所在社区、城市、市民)，何来真正民主？企业不景气时，把员工不是当作资源而是当成负担看待，不是通过其他办法去应对危机，而是动辄裁员数百上千(裁员往往是当天通知、当天赶人)，员工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何来民主？

　　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数百万人失业、失房(7个州失业率已达到10%以上)，验证了Deetz的观点。这正是资本、大企业和美国的金融知识精英操控经济、媒体服务于企业集团利益而失去媒体监督作用，百姓在经济生活领域没有民主权利带来的恶果，是否值得中国的知识精英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