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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后，徐锡麟后人始终脱离政界光复会领导人以及在日本的部分会员。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巩宝铨、陈志军。
徐锡麟
（1873－1907年），汉族。字伯荪。
浙江绍兴人。
1873年生。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回国后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冬赴日本学军，因患眼疾未能如愿。1906年归国，赴安徽任武备学校副总办、警察处会办。 *上方LOGO“辛亥记忆”由上海油雕院原院长、上海文史馆馆员陈古魁篆刻。 徐乃达 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
徐乃达定居上海已经快10年了，在他身上有两个特殊的背景：他姐姐徐乃锦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太太，他祖父就是晚清革命家徐锡麟。1907年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失败就义时，他的独子也就是徐乃达的父亲才1岁多，之后为避难全家逃亡日本，直到革命成功后才回国。徐家在民国成立之后，始终脱离政界，再次与政治搭上关系是在1949年之后——徐乃达姐姐嫁给了蒋介石之孙蒋孝文。
徐乃达 口述
早报记者 石剑峰 采访整理
我家一直有祖父徐锡麟的相片，自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爷爷。我记得在念小学的时候，学校对于传统和历史的教育还是很重视的，那时候大家还都了解关于辛亥的那段历史。当时国文课本里就有一课叫《徐锡麟传》，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上《徐锡麟传》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他的祖父就是这个人。”然后他就叫我站起来。所以，我身边的同学朋友也都知道我家的这段历史。现在当然没有这篇课文了，所以你现在到台湾学校去问关于辛亥革命的事情，大部分学生是不知道的，大概秋瑾他们还听说过，但像我祖父徐锡麟等其他人，他们就不太清楚了。
祖父就义时父亲才1岁多
我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祖父就义的时候，他才1岁多，所以他尽量不提祖父的事情。我小时候也问过他，你问他就答，但他不会主动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说。等到我稍微大一点后，就自己去了解历史，然后再去问他。父亲对祖父了解的故事，大都也是祖母告诉他的。我祖父15岁结婚，生我父亲的时候，已经超过30岁了，独子。祖父与祖母之间非常恩爱，大家都知道我祖父牺牲的时候也蛮惨的。
我祖父在绍兴学堂做讲师，在学堂里他认识了一个日本教师，也是因为这层关系，他在1903年到了日本，在这位日本人安排下去参观了大阪博览会，所以认识了很多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了一座中国古代大钟在那里展示，他想中国的文物怎么就被日本人掠夺过去，加上之前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让他觉得对清政府必须彻底革命。对父亲影响比较大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秋瑾。我祖父跟秋瑾相识，关系很好，我起先也以为他们是表兄妹，后来我考证他们不是这层关系。他们是在日本认识的，在革命上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我想秋瑾是一个非常善于言辞的人，大家也被她的慷慨激昂说动，包括我祖母在内。可以说，我祖父革命受秋瑾影响很大。所以，造成他参加激进革命的原因应该就是去日本。
祖父从日本回来后加入了光复会，我祖母在这方面也鼓励他。为了打入官场，他就捐官，托了很多人到了安徽安庆，担任了警察学校校长，原本计划在1907年7月8日毕业典礼上举行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可是那天正好是恩铭一个下属祖母八十大寿，所以他要求提前两天举行毕业典礼，这样就准备不足。加上报纸当时刊登了关于革命党人的报道，报道里有我祖父的化名，他也就决定提早两天起义和刺杀恩铭。但在夺军械所的时候，原先答应愿意打开军械所的那个人，因为胆子小逃掉了。很快，城门就被清军包围，起义失败。
祖父1907年7月6日刺杀恩铭被抓，7月7日就义。我的父亲是1905年出生的，那时才1岁多。消息传到绍兴已经比较晚了，我的曾祖父就安排家族里的重要成员去各处避难，把我父亲和祖母送到日本，我曾祖父自己到官府去投案。我祖母逃到日本之后一直非常难过，等回国时眼睛几乎已经哭瞎了。到底谁安排祖母和父亲去日本，我也不清楚。直到革命成功之后，他们才从日本回国。
到台湾后40年未回大陆
1949年之前，我们家族是脱离政界的。我们也很少接触当年的革命者。一方面，我父亲那时候还很小，然后我父亲就去了德国留学，我祖母过世得也很早。蔡元培帮了我们家很多忙，我父亲去国外留学就是蔡元培安排的，在蔡元培帮助下父亲去了德国学医拿到医学博士，并在那里认识了我母亲，我母亲是德国人。回到上海之后他们开了药厂，也由于这个原因，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到台湾去接收日本人资产，所以我们全家很早就去了台湾。1949年之后，直到1989年,我们全家也就再也没有回到大陆，在台湾也不再跟辛亥革命元老们联系。
这里要提到我家第二个背景。我姐姐徐乃锦比我大10多岁，她学校毕业之后去了航空公司做空姐，赚了点钱后带我哥哥去美国念书，在那里，她认识了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文，两个人就结了婚。所以在台湾，大家如果了解我和我们家的话，反而是知道我们家和蒋家的这层关系。要跟蒋家结为亲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也对我们家做了很多调查，从而也了解了徐锡麟的背景。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记得蒋经国提着水果什么到我家来提亲。
到了台湾，我父亲担任了台湾樟脑局局长，樟脑局不久解散，我父亲就失业了。蒋经国来我家提亲的时候，我父亲正好是失业在家。当时我们住的是日本人造的独栋房屋，政府当时希望我们搬走，电话是公家配的也早已撤走，所以蒋经国来我家的时候问，你们家电话是几号？我们很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没有工作了，电话已经被政府撤走了。蒋经国就马上把他办公室的电话迁到我家，所以我家的电话号码直到我二三十岁一直属于“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官邸”，所以电话费都不用交。自那以后，房子也没被收走，因为关系不一样了。当然换成现在，就不行了。
1989年，我陪我父亲第一次回到大陆，第一站是杭州老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掉眼泪，之后，我自己再过来是2000年，从2002年起，我开始在上海长住，家人也住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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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7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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