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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万年在北京中华民国政府任职时，在北京九龙壁留影。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引子
“熊秉坤？那是胡说。”
81岁的徐平海女士身板硬朗，是首义元勋徐万年的女儿。坐在南阳市宛城区英庄镇橡子树村的自家小院，躬耕一生的她说起学界争执不下的“辛亥革命第一枪”，从容不迫地否定了“熊一枪”，也否定了程正瀛等：“在家里，父亲很少讲他革命的事儿，还是上边让写东西，哥哥（徐仲义）代笔，孩子们这才知道‘第一枪’竟然是他老人家首先打响的。”
于是，有了徐万年口述、徐仲义整理的“是夜（10月10日）三鼓，君（徐万年）于右旗门首鸣手枪者再。工程营及右旗应声而出……”
于是，有了“二次点名后，万年在右旗门口开放手枪，右旗同志即携枪而出。万年即派刘学均、张国栋、丁振东、马云卿、林鹏飞、刘德乐诸同志，打（攻下）通湘门，迎接炮队……”
“三鼓”、“二次点名后”首鸣手枪，到底是在几点钟？
熊秉坤的某些回忆，将工程营率先发难的时间，说成“10月10日晚7时许”。
徐万年却说“首鸣手枪者再”后，“工程营及右旗应声而出”。
“辛亥革命第一枪”扑朔迷离。
【“时已七时，枪声二出”】
相信徐万年的“家史”？还是相信当下“国史”里“熊一枪”的“权威说法”？
纠结其间，不能自拔。尽管写的是《辛亥革命元老徐万年》，却总是很少着墨他在武昌首义、阳夏保卫战如何奋勇当先、指挥若定，乃至做过袁世凯、黎元洪政府的高官、将军，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黄埔军校……
深陷在“第一枪”的漩涡里。
否定“熊一枪”或工程营的“第一枪”吧，找不到铁的证据；肯定徐万年的“第一枪”，同样找不到铁的史料。
纠结之下，忽然收到袁海东传来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
其中《徐万年经历》（标注：1913年1月4日收到。此件共两种，一为王泰临据徐口述所作的报告，一为徐自撰稿，文字稍有差异。这里采用的是自撰稿，据王泰临报告校补）云——
“前年五月（辛亥年五月），谭人凤到鄂，开议举义日期，由万年集合各营同志，发表大总统孙文、总理刘湘（刘公）、军武部长孙武、特别联络委员谭人凤等愿书（写明志愿的文书）名称。八月十五、六、七等日，前清鄂都瑞澂将子弹运赴荆州驻防，有尽收子弹命令。万年遂往各营，秘密坚嘱须从速起义。当未发难之先，其编制二十人为支队，三支队为一大队，三大队为一同心，三同心为一协力。十八日（1911年1月9日）……事机泄露，拟先由炮队于十八夜起首，因恐城内步队不知接应，乃约邓玉麟照料炮队。万年遂于十九日（10月10日）清晨进城（武昌城），往各营内秘嘱各同志准备，以‘若不及时大举，则名册被抄，将尽受诛戮’等语促之。十九日，又秘派冯征远（首义甲等有功人员）赴各营，授意起义钟点，下午三时至七时。始行布置完善。是夜，（以）万年在省城右旗门首鸣手枪为号。发难时，即以编制队名‘同心协力’为号令。彼此各以队名呼应，不另发口号。时已七时，枪声二出。工程营及右旗各同志遂同时倡义。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并迎接炮队进城，攻毁前清鄂督署。”
1913年1月4日，距首义之日只过去1年两个月时间。
是时，当事人俱在，实录馆征集，《徐万年经历》史料价值，自是最高——
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徐万年“枪声二出”；“枪声二出”之下，有了“工程营及右旗各同志遂同时倡义”。
同一时期，也是实录馆征集的，无论是熊秉坤，还是工程营其他同志的史料，言及八月十九日事，约略都是：“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启胜见瀛（程正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
实录馆征集的熊秉坤与工程营同志的这些最初史料，不但不言“第一枪”，其枪响时间，也比徐万年“枪声二出”晚了约1个小时。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昌首义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意义日益涨大，熊秉坤关于工程营起事的表述也逐渐发生变化。
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成立大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由此，有了“熊一枪”。
但是，争议之下，熊还是不敢将“第一枪”记在自己名下。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撰写《武昌起义谈》，云：“同棚程定国（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也。”
1916年程正瀛在革命党内斗中被害。
之后，熊秉坤就走上了“为孙先生争”是自己打响了第一枪的道路，极力否定程正瀛打响第一枪的事实。
需要特别交代的是，湖北革命实录馆只维持一年时间。1913年8月，黎元洪下令关闭湖北革命实录馆，命令将其所搜集的文献上交北京。但是，这批文献因故未能运京，包括《徐万年经历》等，都封存在实录馆馆长谢石钦家中。
上世纪50年代，谢石钦任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将实录馆文献先交武汉市文史馆，后转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政协。
但是，实录馆文献，依然深藏不露。
直到改革开放，经多方人士呼吁，湖北省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联合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才在1981～1983年间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出版了实录馆文献。
尽管有可能阅览这批最具初原性的文字记载了，但没人关注徐万年。
不少学者重新“梳理”“辛亥革命第一枪”，却都是在工程营内打转。
徐万年，被忘却了。
他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只活在“家史”里。
【“文人举事，一击十仆”】
徐万年(1880年～1954年)，字寿亭，南阳瓦店镇人。
他大概是“汉寿亭侯”关羽的粉丝，做派也颇有关老爷的味道。
小时候，徐万年上过几年私塾；15岁，进城打工，到了襄樊；16岁，父母先后去世。
孤苦伶仃的他以店为家，办事踏实，逐渐得到老板的信任，被委之以“跑街”——游走于汉水上下的口岸商埠，担当采买。
因为豪爽，他每获黄白就顺手散尽，交结了汉水两岸的诸多豪侠少年。
襄樊首富的公子、湖北革命党的领袖刘公，正是他交结的一位“豪侠”。
《徐万年经历》云：“万年现年31岁……于前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投入湖北常备军炮队一营充当士兵。先于光绪二十五六年（1900年前后），以经商于襄河（汉水）上下游，遇革命总理刘湘（刘公）于汉（汉口），遂承招入共进会，派冲军中运动员总代表，与会中调查员邓玉麟互相联络，秘密运动。万年自入营后，先假开同乡会为名，以事联络运动。旋恐上官干涉泄露，又开酒菜馆以便往来，免致外人窥破情形，用款800余银，因是而入党者益众。万年以一人之精力不能普及，遂由万年推炮队同志蔡汉卿（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炮’）、杜鼎、孟发臣（孟华臣）、陈天寅、王鹤年、王广聚等，步队右旗同志杨宏胜（即杨洪胜，‘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退伍后，先后成为振武学社、文学社会员）、马德和、刘学钧、马云卿、李文远等及工程队（工程营）同志马荣（武昌首义敢死队队长，壮烈牺牲）、徐绍宾、张良臣、韩振兴、于振海、于郁文（因尽收子弹之令，于从排长那儿偷得两盒子弹，并盗取腰牌，这才解了熊秉坤的燃眉之急。工程营枪响后，熊集合40多人，直奔右旗29、30标驻地，也就是徐万年‘首鸣手枪’之地。但是，徐与熊似乎没有会合，熊在右旗门朝天开了3枪，奔向楚望台军械库）等充支队代表，又派冯征远、梅清福等充省军队及各省机关联络员。历7年之久，在营内秘密演说民族主义，抱定入会宗旨，因此而入会之同志约数千余人。”
这段史料，甚至比“辛亥革命第一枪”，摄人心魄！
刘公(1881年～1920年)，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鼓吹民族革命，与邹容、章炳麟尤称莫逆。1905年，与孙中山、黄兴遇于东京，协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1906年，湖南萍醴起义（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事败，潜回故乡居住3月，复至汉口图举大事，未成而再去日本。1907年，与张伯祥等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亟谋发难长江腹地（同盟会一味只在沿海地区起事）——也因此，共进会“自立门户”。
刘公“自立”的底牌，难道是徐万年在武昌“运动”起了新军？东京共进会“自立”前，武汉已有了共进会或作为其前身的秘密组织？
《徐万年经历》只说“遇革命总理刘湘于汉（汉口），遂承招入共进会”，没写具体时间；其口述整理的《徐万年传》则说“前清丙午至汉上，遇刘公介绍入共进会、组织革命……”
“前清丙午”，是1906年。
此时，东京共进会，确实没有创立。
刘公与徐万年相遇汉上，也许是刘公“自立”的一大关键，也许是武昌首义成功的一大要点。
《徐万年传》云：“因鉴于革命迭次失败，皆以文人举事，一击十仆（倒下），如狂风扫败叶，屡起屡踬（跌倒）。君知甚然也。”
徐万年知，刘公亦知。
但是还有很多革命党人，依然不知，抑或找不到“策反”满清新军的途径。
1920年，刘公英年早逝，徐万年也很快退隐南阳乡野。
一切，似乎就此随风而逝……
河南“二亭”——徐万年徐寿亭、袁世凯袁慰亭，一个“善始”，打响了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第一枪”；一个“善终”，逼退了清朝皇帝结束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在辛亥革命的英雄榜上，河南“二亭”似乎都不是享受“供养”的“显者”……（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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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0-18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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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身卡
一枪震醒沉睡的东方雄狮！
一枪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