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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重寻徐志摩之死》
王任 编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1年11月出版
□ 张光芒
1931年11月19日,就在异族入侵者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践踏横行的时候,又有一双魔掌在空中掠走了一代诗魂徐志摩,时贤惊叹此乃“吾国文坛之极大损失”。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日子,诗人之死仍然在文学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震荡,时至今日仍是一个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足见其人影响之巨、其诗魅力之大。
胡适曾评价徐志摩:“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在徐志摩遇难80周年之际,王任君把自己多年以来围绕徐志摩遇难之谜搜集、整理和亲自考证的文章汇编成一本文献集,以期“还原历史现场,历览众说纷纭；穿越八十春秋,追忆一代诗魂”。这一工作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突遭奇祸,英年早去,令人扼腕,这固然是徐志摩之死引起热议的原因,但偶然性中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必然性和令人深思的文化逻辑。
首先,徐志摩是后“五四”时代之“五四”文化精神的内在传承者,而他承续的内在脉络便是胡适概括的“爱与美与自由”的精神。徐志摩进入国内诗坛并进入创作高峰的时期,正是“五四”落潮,文坛主流向“左”转向的时期。这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期间倡导的“伦理之觉悟”的道德意识、自由平等的个体解放精神日渐式微,更多地转为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向外扩张的现实主义精神。徐志摩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在内在精神上感应着前者,自觉地以自身的创作践履着前者。茅盾曾评价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历来的文学史叙述者也常常以此权威论断言其“自身的缺陷和软弱性”。诚然,徐志摩的创作期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这个时代,仇恨大于爱,丑恶甚于美,镣铐多于自由,因此,抗争、战斗、流血似乎重于爱与美与自由,纵有“风情万种无地着”。然而,如果没有了“爱与美与自由”的呼喊与讴歌,流血和牺牲的动力何来、意义何在呢?
其次,徐志摩是少有的自觉地追求高度的“人文合一”的现代作家。论现代诗之美,恐无人出其右；论徐志摩其人,朋友们则无不为其性情之真为人之“暖”所折服。但对徐志摩来说,就诗论诗,或就人论人,均不能成其“诗魂”之全貌,不能构成“这一个”的真实内涵。真正重要的是,徐志摩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或者说,诗就是人,人就是诗,他的存在就是诗与人的合一。挚友胡适所言“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这里,“单纯信仰”不应该被理解为他的信仰是单纯的或者简单的,“爱与美与自由”的内涵从来都是充满了丰富的人类理想和价值底蕴的,“单纯”的真正含义在于丰厚而执著,在于他的人生观就是他的艺术观,他的生活史就是他的创作史,诗与人因其信仰和信仰的同一而融为一体。
如此可见,志摩之死仅仅是引起热议的引线,因为志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谜,就充满了令人探寻的魅力。“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单纯信仰”自有其厚重的骨骼,轻轻的作别,剪不断浓浓的牵挂。本书的编者王任就是这样一个精神的渴慕者和牵挂人。
单纯信仰的共鸣,再加上有感于徐志摩遇难地的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以讹传讹,促使王任费时数载,查阅、比照了诸多文献和传记资料,并多次实地踏访“开山”、“白马山”,终于揭开了历史的真相。历史是由细节汇成的,剥开文学史的真相也离不开点点滴滴的细节的还原。这种还原,不仅是对历史负责,同时也是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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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9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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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意义
逝者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