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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大家戴泽为恩师徐悲鸿创作的肖像画。
著名油画家戴泽（前排右一）与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吴作人、艾中信等合影。 记者刘瀚锴与著名油画大师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以及油画大家戴泽合影。 品牌新闻网8月16日讯（记者刘瀚锴 叶征潮） 走进北京王府井附近的银街，置身于协和医院旁边，位于煤渣胡同的深处，一幢建于九十年代初期，现在看来不太起眼的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楼，伴随着岁月的流逝，静静地耸立在虽说热闹繁华，却也算闹中取静的地方。这里住着一位和蔼可亲、心地善良、饱经沧桑，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并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至今，现已91岁高龄的我国著名资深油画大家——戴泽先生。
我们曾经有一次参加中国油画院的活动，与中国油画院院长助理王荣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这次邀请的老艺术家，如果论资排辈，徐悲鸿大师的夫人，健在的廖静文女士毫无疑问，传承延续着徐悲鸿先师时代，因为廖老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一代油画宗师徐悲鸿，理所当然为第一代；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戴泽先生，也是目前徐悲鸿大师南京中央大学、在北京唯一的一位优秀油画艺术传人，无可非议的堪称第二代。
戴泽先生的高足，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现任名誉主席靳尚谊，也是有根有据的第三代；靳先生的得意门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毫无疑问的为第四代；您王荣老师为杨飞云先生的学生，应为第五代，你们这次的活动也算五世同堂、然后又欢聚一堂。我们当时与王荣先生如数家珍，王荣先生听后满意的连连点头称是。戴泽老先生曾经向他的最早期的学员侯一民、詹建俊先生介绍，说笔者是他多年的老朋友加好朋友。所以，每次来戴老家，他们全家也都视我们为常客。
据戴老回忆，当时与他一起搬进美院教师楼的有：恩师徐悲鸿先生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的的几位学生王临乙、艾中信、韦启美。另外，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大家王琦；著名考古艺术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诗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常任侠；中央美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组组长、大雕塑家、戴老的学生盛扬。
戴老向我们介绍说：“董希文先生的夫人现在也住在这个楼里面，毛主席当年称赞董希文为油画大家。董希文解放初期曾经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起稿组组长，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非常著名的《开国大典》油画作品，就是董先生创作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朱乃正；中央美院教授、油画博士生导师、著名油画家靳之林；中央美院教授、著名油画艺术家杨红太，他们也都同住在这一幢楼里。”戴老也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会主席。恩师徐悲鸿当时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吴作人、萧淑芳一家则住在花园村、百湾庄附近的华侨公寓……
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艺术，所以与戴老交流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多，与戴老见面难免总会谈及一些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内容，戴老尤其是回忆起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和师母廖静文，他总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颗善良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回想起在恩师身边学习艺术以及工作过的那段难忘岁月和点点滴滴。戴老说，那将会刻骨铭心、永生不忘。戴老深情地对我们说：“恩师徐悲鸿先生离开我们虽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恩师的宽广胸怀、音容笑貌以及他严谨认真教学的态度和对中国美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永不磨灭的。恩师在艺术教育方面劳苦功高，我的师母廖静文也功不可没。”
戴泽先生继续对我们说：“我的师母廖静文女士生于1923年，是湖南浏阳县人。我最早接触师母，那时她在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后来又到院长办公室做助理，协助恩师的工作。也就是这段时间，我的恩师徐悲鸿与师母廖静文相爱了。据说当时我师母全家极力反对他们的婚事，也有可能是年龄的缘故或其它原因吧。后来我师母全然不顾家人的反对，依然决定与我的恩师相爱。他们先是在贵阳举行了订婚仪式，然后又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婚礼。恩师和师母结婚时的证婚人是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和德高望重的沈钧儒先生。恩师的许多朋友和我们很多同学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由于事先声明‘概不收礼’，我们便买来了很多鲜花、花篮。那些非常漂亮、五颜六色的鲜花，将婚礼现场点缀得十分美丽和庄重。郭沫若先生还专门为恩师、师母写了一首诗表示祝贺：‘嘉陵江水碧于茶，松竹青青胜似花。别是一番新气象，磐溪风月画人家。’恩师家虽说当时喜庆盈门，但却异常简陋，不像现在年轻人结婚那样的排场阔气，他们没有为结婚购买准备任何新的家具和日常用品，全部家私依然是那张未曾油漆过的旧木床和一张写字台、一个木柜、两把藤椅和一张帆布躺椅以及几张木板凳。
恩师、师母和大家一起节衣缩食，平时吃穿都很简单，依旧过着常人的生活，但他们的内心却感到无比的愉悦和幸福。恩师不止一次地对师母说，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除了你没有人能对我有这样真诚、坚定、纯洁、这无私的爱情，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我欠你的太多，我要把我最喜欢的东西都送给你。恩师决定把他特别珍爱，比较满意的好作品，全都写上师母的名字，送给了师母，后来我们看到恩师在许多画上都题写了‘静文爱妻保存’的字迹。
到北京之后，我们经常去恩师家里，有时是几个人一起去，也有时我一个人去，恩师和师母对我们非常好，十分热情，每次去恩师家，恩师总会向我们问寒问暖。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恩师听说我快要结婚的时候，他老人家专门为我写了一首诗，并付上我和我爱人的名字，尤其将我们两个晚辈称作‘两弟’，这是现代艺术领域里的领军人物难以做到和想象到的。经叶浅予先生介绍，1948年，我与艺专实用美术系的学生陈碧茵女士（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在北京东单结婚，那时的证婚人就是我的恩师徐悲鸿和师母廖静文。我结婚时异常热闹，宋步云先生忙着帮助我购买大桶装啤酒，还要帮我整理安排桌椅，韦其美先生帮助我接待来宾，宗其香先生帮助照相，他们都忙的不亦乐乎。那一次，艺专几乎所有师生，包括：艾中信、冯法祀等先生，都参加了我的婚礼。
1950年，我去国外参加国际艺术展览会，恩师为我践行邀约的字据至今仍保留在我的家中。内容是：明日（星期五，二十五）下午六时请戴泽仁弟，函会见便餐。最后恩师署名——悲鸿。作为美院的最高领导，同时又兼任很多社会重要职务，他工作繁忙，肩挑重担，责任重大，然而，我敬爱的恩师却在百忙之中对我们关怀备至，这让我永远无法忘记。记得那时，我们国家去国外参展，艺术家代表团由五人组成，他们分别是：国家文物局时任局长，也就是这次活动小组组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著名瓷器专家李鸿庆；著名版画大家彦涵；北京图书馆时任馆长张全新；以及我。我的两幅油画作品《马车》《和平签名》参加了展览。那时，我们的展览首先在苏联的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冬宫里面举行，当时的展览规模空前，场面宏大，从古至今的国内外艺术珍品让人观后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戴泽先生稍息片刻，然后又深情地对我们说：“我1951年3月随中国艺术展览会代表团到德国柏林并参加了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9月份又去了波兰华沙，在前苏联和德国期间，我的恩师徐悲鸿专门来信，告诉我家里的情况很好，让我放心，在外一定要好好学习欧洲的先进文化和艺术，希望我把在国外学到的好的东西能够带回来，因为当时正逢我的第二个女儿刚刚出生。当时中央美院的教务长吴作人先生也给我写了信，现在我把恩师和吴作人先生的信都完好的保存在家中。接到恩师和吴作人先生的来信，我心里踏实多了。加上又有张全新馆长陪伴我，兼任我的俄语翻译，是我更加坚定了在异国他乡努力学习的信念。有意思的是，在德国期间，张馆长首先要把中文翻译成俄文，然后由德国的翻译把德语翻译成俄文，再转变成中文，这样我才能听懂。直至1951年底回国，前后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在恩师以及师母的直接关心和亲切关怀下实现的。
恩师于1953年去世以后，他的住所被改造成了徐悲鸿纪念馆。周总理亲自题写了“悲鸿故居”，文革期间（也就是1966年），修地铁的时候，把纪念馆给拆除，之后通过师母廖静文的多方面努力，经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亲自批复，将徐悲鸿纪念馆重建，搬迁至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当时师母天天盯在那里，日夜守护，并且自己处处严谨、认真、以身作则，纪念馆最终才得以建成。
后来师母又千方百计、费尽心机在纪念馆内创办了徐悲鸿画室。可以说，没有师母就没有现在的徐悲鸿纪念馆；没有师母就不会有现在的徐悲鸿画室。现在想想，师母创办画室也已将近30个年头了，回忆过去的这些历史，在恩师徐悲鸿画室进修学习过的学员至少就有一千多人。应该说，他们现在都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作岗位，其中部队有、地方有、台湾香港也有，可想而知，师母廖静文女士为了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常人不敢想象，更是无法去做的事情。师母凭着她的坚强、勇敢、果断和高尚情怀，最终得以实现了她的梦想。
现在据说，国家要重建恩师徐悲鸿纪念馆，可以想象，我年迈的师母，同样又要为很多繁琐复杂的事情而日夜奔波操劳。师母的所作所为和所付出的一切，不仅是在维护、保护恩师的遗物、遗作，更重要的是在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和全人类的艺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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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2-8-16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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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回报师恩。
楼主太厉害了！楼主，I*老*虎*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