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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天天新报》2009年5月17日第20版，作者：佚名，原题：回顾西路军惨败原因
徐向前：三大致命问题致西路军惨败
回顾西路军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西路军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
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300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要靠什么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要兵源没兵源，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像这样打法，焉能不败？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 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引自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及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反复酝酿后作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犹豫徘徊三个月，失掉战机
1936年5月东征回师后，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比如1936年6月底，当时二、四方面军还在甘孜、道孚，尚未到达会宁的时候，毛主席6月29日给彭德怀同志的一份电报（即《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的电报），就提出了夺取宁夏或甘西，打通苏联的问题了。会宁会师前后还有一系列电报，说明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后，有一天发了一份电报叫我去。我带着骑兵连急速赶到会宁。到会宁时，正好朱德同志、张国焘、向前同志和昌浩同志，还有李特和几位参谋都在场。他们给我看中央发来的电报，记得就是最近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1936年10月5日发给张朱《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地区过河之意见》和毛泽东、周恩来10月14日发给朱张《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问题》等电报。我看完电报，向前同志对我说，三十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
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又沿河侦察，发现了虎豹口这个渡口。24日晚，再次渡河，一次过去一个营，渡河成功。随我们之后，九军、总部和五军团也渡过了黄河，由于敌情的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北进很快，中央决定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敌，再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其他部队暂时就不过河。同时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的部队占领了黄河东岸和中卫一带。又派飞机轰炸渡口，这样就把我们渡河部队同在河东的红军主力隔断了。
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黄河后，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我们三十军先打一条山，扫除北进的障碍，同时派八十八师进占五佛寺，准备进攻中卫。在这里打了十多天，等待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渡河，一同进攻宁夏，并派一支部队夺取贺兰山中的一个绿洲——定远营，以便和外蒙、苏联接通，取得援助。由于敌军运动很快，河东部队没有找到战机粉碎敌人的进攻，战局起了变化，中央又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一方面军没有过黄河。我们过河的部队再回来也困难了。
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中央决定将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甘西创建根据地，并打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于是我们就向西前进。但我们一停下来，马步芳、马步青的几万骑兵部队和几万民团就包围上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在一条山打一下就急速西进，直插到凉州、甘州、肃州、玉门、安西，和新疆接通，并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不用说多了，有几十门炮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弹药，就有可能打垮马家军，建起甘西根据地。当时没有这样干，两副重担同时挑，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犹豫徘徊了三个月，失掉了战机。
1937年1月，我们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马家的骑兵紧紧追击我们，拦截我们西进，迫使我们同敌人血战50多天，倪家营子突围后，只剩下2000多人。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英勇奋战了五个多月，先后共歼灭敌人好几万，为支持和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了贡献。在连续不断的恶战中，西路军伤亡也越来越大，最后失败。
当时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和我共八人组成，军事上由我统一指挥，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徐、陈离开部队；余部分三路打游击。占云同志带一个支队，主要是伤病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王树声同志带右支队；我带左支队。徐帅当时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说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可是会上已经决定了，他也不能不服从。
当时要想摆脱敌人，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有人说，祁连山很高，终年积雪进不去；还有人说，山南面是死海，就是过去了，也无法生存；找当地的牧民询问，他们也不敢说能过得去。当时情况很危急，剩下的2000多人可能被敌人消灭。我和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商量，一致意见要过山，于是就向部队做了动员。我们等到夜间12点左右起来，翻越积雪的山峰，因为这个时候风平谷静，就是这样还有不少同志牺牲在雪山上。
翻过祁连山后，见到一个大喇嘛寺，寺里有点武装，但火力不强，一打就垮了。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整后，就沿着祁连山南麓向西走，后来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让我们走出祁连山，向新疆方向前进。这一带没有人烟，找不到向导，也没有地图，全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一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走多了就有人掉队。我们的想法是能救活一个，就救活一个，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没有粮食，就打野兽，烧熟了充饥。因为没有盐，很难往下咽。走了二三十天后，遇到几个蒙古族牧民，问问路，进新疆怎么走？他们说再往西是大沙漠了，过不去了。于是我们又往回走，再向北出祁连山，经安西到了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陈云、滕代远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到星星峡接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苏联派飞机送来了转盘枪、步枪、皮鞋等物资。我们只接收了一些轻武装，炮没有要，然后就向迪化（乌鲁木齐）出发了。
我们到了迪化还有400多人。记得季米特洛夫还发一封信给我们，祝贺我们到迪化。这些人中，一部分送到苏联学习军事技术，一部分留在迪化，组织新兵营，学习军事技术、政治和文化。这批经过严峻战火锻炼的同志，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军骨干。我于1937年冬离开迪化，返回延安。
历史评价
朱德——
“这件事很重要，这些同志（指幸存下来的西路军战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以上指挥员就牺牲了不少。对牺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
陈云——
“西路军过河是中共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邓小平——
“赞成这个说明（《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胡耀邦——
“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西路军红军老战士，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同时要号召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洪学智——
“很长时期，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其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胡乔木——
“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西路军西渡黄河这一重要史实的原则意见，也同意胡绳同志信中的负责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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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2-11-28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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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8 15:39
对喽，必须的啊。
还历史清白，才是唯物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