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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立博物馆发展史

已有 98 次阅读2012-12-2 16:42 |系统分类:歌颂祖国|

一、早期私立博物馆

近代实验实证科学和资本主义民主观念是近代公共博物馆的助产士。中国公共博物馆事业起步较晚，以西方人士举办的博物馆拉开帷幕。

最早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近现代公共博物馆是1868年法国天主教神父赫德在上海开办的震旦博物馆，此后陆续出现了上海博物院、格致书院、博古堂（济南广智院前身）、华北博物院、北疆博物院等博物馆或附设博物馆的机构。这些中国近代历史最早出现的博物馆，几乎全部是外国人士在中国所办，但他们多拥有某一机构或隶属国的官方背景，办馆资金和办馆目的都是政府支持或授权下的产物，不是纯粹的私人办博物馆。尽管这些博物馆的基本功能还不太完备，馆舍和藏品也很有限，具有一定的文化侵略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展示了近代科学的知识框架，传递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方式，并通过开放陈列、组织文化活动、吸引中方人士参与博物馆管理等方式，使国人接触到博物馆并了解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对中国本土化的博物馆建设起到了启迪作用。

19世纪末中国社会危机逐渐加深，社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提倡新学”、“振兴实业”成为社会改革人士变革主张的重要内容，举办博物馆成为倡导和推广新文化的重要手段。1895年，维新人士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明确将建设博物馆作为四项要务之一。维新派旗手康有为在构画理想社会“太平世”的图景时，将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音乐院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太平世”的重要标志。1898年夏，清光绪帝采纳维新人士的政治主张，推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举办博物馆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间举办博物馆的办法。“百日维新”是短命的，很快就在清政府保守力量的反扑中失败。举办博物馆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也由此受到清统治者的歧视。清政府对举办博物馆的态度是消极的，对社会人士提出的由政府举办博物馆的要求置之不理。其时，举办博物馆已不仅仅只是文化事务，更代表了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既然作为保守力量大本营的清政府不愿意做，也不可能做，举办公共博物馆的责任就只能由处在民间的社会改革力量来承担了。

实业家张謇于1905年创办了南通博物苑，苑中设置了博物馆、动物园和植物园，这成为最早的国人自办的公共博物馆。张謇以其创办的大生纱厂、星海垦牧公司等企业的赢利作为博物苑的开办和维持经费。张謇创办博物苑的目的是传播近代科学知识，辅助新式学校教育，在民众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保护民族的文化遗物。南通博物苑也是张謇在南通建设近代城市文明的重要设施。张謇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实践中，在提倡和推广近代教育体系的活动中，在考察日本的近代教育活动中，认识到公共博物馆在建设新型社会中的作用。在向清政府上书由政府主持开设博物馆的建言如石沉大海之后，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南通博物苑。张謇对博物馆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亲自规划，积极筹资，遴选管理人员，制定管理制度，为国人管理博物馆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南通博物苑开国人开办博物馆的先河，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私立博物馆的代表。但是，随着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中国的入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萎缩，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南通博物苑惨淡经营，渐入窘境。

与南通博物苑创办同时，国内一些收藏家也在个人收藏的基础上创办了博物馆，严修在天津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端方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开办陶斋博物馆。可以说，此时的私立博物馆是在社会危机四伏、中国寻求发展方向、新旧文化碰撞的背景中出现的，是举办者试图通过博物馆这一具有强烈资本主义文化色彩的事物，来表达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追求，尝试一种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私立博物馆承载了很重的社会责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帝制，开始了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历程。博物馆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表事件，政府积极主动地参与博物馆的建设。191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国子监开办国立历史博物馆，宣告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的成立，这也标志着博物馆从民间走向国家的开始。由于政府倡导建设博物馆，中华民国期间陆续建设了一批国立、省市立博物馆，私立博物馆则鲜有出现，目前所见资料仅1926年在苏州沧浪亭举办的私立苏州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是一场灾难，对中国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博物馆事业也造成毁灭性打击，博物馆事业急剧萎缩。

二，当代私立博物馆产生的社会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国家社会管理上施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社会公共品由政府统一生产和提供，博物馆事业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手段，更成为国家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的机构，博物馆的主要工作被规定为收藏、保护和研究文物，是国有事业单位。此外，国家将文物保护事务作为主要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务，政策上限制文物的流通，民间文物收藏活动急剧萎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的集中，削弱了民众收藏文物的热情。私立博物馆没有了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社会发展时期，社会生产体制和社会生活的变革，不仅让中国人民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为民间收藏和私立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文物市场的逐渐开放促成了民间收藏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加入到收藏的队伍中来，当收藏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当收藏家的水平逐步提升后，多数收藏者不再满足于自娱自乐和同好之间的鉴赏，而是希望将收藏推向社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收藏，在交流中提高收藏品味，拓展收藏空间，同时可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民间收藏公开展示的热情越来越高，各种类型的藏品展示和交流活动频繁举办，或是收藏家自己举办，或是民间收藏团体举办，或是与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合作举办，这些展览在扩大收藏家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为私人收藏转化为私人博物馆奠定了专业基础。

对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民间收藏，新闻媒体给予了热情的关注，民间收藏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管理机构在文物管理领域中的新思路和新举措，特别是一些社会人士将“文物专营”视为计划经济的象征，为此对民间收藏的发展从政策、体制、社会、民情等多角度予以关注。新闻媒体为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和鼓励私人经济成分的发展，也为民间收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方针，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各种经济形式纷纷出现，新兴的社会阶层力量不断壮大，自主性较强，并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更大规模的民间收藏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文物管理政策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于1982年发布，确认了多种形式的文物所有权形式，明确规定了民间文物的合法来源，为民间文物收藏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在80年代中期，文物商业的主要市场转向国内需求，一方面为来国内旅游的外宾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文物收藏需求。在此背景下，文物管理部门对民间收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过去认为民间收藏只是对国家收藏的补充，是流散民间的文物的暂存处所，转变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民间收藏就是合法的，民间收藏是保护民族文物的重要力量，是弥补国家因财力不足而无法对所有文物和文化财产进行妥善保护的缺憾的重要力量。文物管理部门也开始摸索新情况下的民间文物管理思路，在更全面、更妥善保护祖国文物的前提下，促进民间收藏队伍的发展，提高民间收藏的水平。

政府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确定了促进办馆主体多元化，动员社会力量办博物馆的发展思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博物馆馆舍、设施等硬件条件与世界先进博物馆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博物馆管理制度亟待完善，博物馆陈列展览业也不能满足民众的学习和文化休闲需求。但是，百废待举，国家在博物馆方面的投入尚无法满足博物馆更新提高的要求。此外，全社会范围的提高效率，加强管理，增强活力的管理改革风潮也对博物馆的传统管理模式造成极大的冲击。博物馆需要敞开大门，需要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增效益。博物馆社会化成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我国博物馆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一些地区的博物馆管理部门开始尝试与民间人士和社会力量联合办馆。如北京采取“民办公助”方式的炎黄艺术馆，以及由收藏家提供藏品，由政府提供场地的南京科教蝴蝶博物馆。

三、当代私立博物馆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私立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最初与社会公众分享个人收藏的快乐，到为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寻求合法的存在机制，再到参与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文化产业的契机，私立博物馆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探索、艰辛，甚至失败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逐渐明确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1，与民分享的家庭收藏馆

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祖国优秀文化和文物的大破坏之后，许多热爱文物的人们尽力去收藏，许多人也继续个人的收藏爱好，民间收藏进入大众化时期。80年代中期我国文物商业重点转向国内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民众对文物的收藏。琉璃厂文物商店门前“内宾谢绝入内”的牌子被取下，新兴旅游景点文物商店和工艺品商店销售火爆，让人们看到了文物收藏的可能性和潜在的经济效益。收藏成为人们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手段，也成为展现收藏家个性的方式，也有人敏锐注意到文物、艺术品收藏的经济价值。在上海、北京等民间收藏历史悠久的地区，具有特定收藏主题，且达到一定规模的个人收藏开始出现，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由于当时人们的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富足，收藏的物品通常是一些大众化、价格相对低廉的物品，如邮票、火花、报刊、钱币、票据、民间工艺品等。

收藏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需要同好者的交流研讨，需要收藏物品的有关信息，一些收藏者也认识到收藏是社会文化财富，可以发挥一定的社会教育作用。在多种需求的推动下，一些个人收藏家愿意将自己的藏品向社会公众开放，接待公众参观。这些对公众开放参观的个人收藏，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多在收藏者个人家中接待参观，其主要活动限于展示、交流，开放时间也不固定，社会上多称之为民间藏馆，或者更形象地称之为家庭收藏馆。[1]

1981年3月22日，上海陈氏算具陈列馆悄然开馆，揭开了民间藏馆的序幕，其后，民间藏馆陆续出现，到80年代后期，上海较正规的民间藏馆达到16所。参观这些民间藏馆一般要事先预约，参观免费。馆主对来宾热情接待，亲自讲解，有些馆主还准备茶点接待。上海地区家庭收藏馆具有“小、专、特、奇，拾遗补缺”的特点，小是展示空间小，因多设在家中；专是藏品的主题突出，主要是一个门类的物品，如算盘、钥匙、钟表、邮票等；奇是指藏品中多有一些新奇罕见之物，如陈氏算具馆收藏的长达四米的大算盘；拾遗补缺则形象地说明了家庭收藏馆的藏品与国有博物馆以文物为主的区别，当然，这一说法似乎也隐隐露出民间收藏难登大雅之堂的意味。（注：宋明明：上海的私人博物馆）

当时，政府对民间收藏馆的态度还是积极的，认为这些民间收藏馆反映了公众对历史文化的热爱，民间收藏馆的开放反映了收藏者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良好意愿，这些馆的出现还有助于活跃地方文化生活，弥补文化设施不足的问题，也是对日渐发展的民间收藏活动的积极引导。对民间收藏馆在开放中面临的场地局促、学术水平不高、藏品保护条件差等问题，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增加收藏者居住面积，地方文化机构为民间收藏者提供展示场地等。有关管理部门也注意到民间收藏馆藏品存在交换无序的现象，担心这一问题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冲击。特别是80年代中期突然爆发的盗窃馆藏文物和盗掘地下文物的严重问题，也让一些人担心快速升温的民间收藏活动对文物非法获取和非法交易的影响。（注：施彤：上海的家庭收藏馆）

2，争取合法身份的私立博物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博物馆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也在探索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的方法。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将博物馆“推向市场”的试点，逐步削减博物馆财政拨款，博物馆社会化提上了日程。为此，博物馆举办主体的多元化，也成为博物馆领域加大改革力度的主要措施。

1990年，原内蒙古博物馆馆长文浩与夫人荷云利用个人多年积蓄，在呼和浩特西叫晓东营村创建了敕勒川民俗博物馆，展出场地300多平方米，展出700余件当地少数民族的用品。[2]

1991年，上海文管会批准了“四海壶具博物馆”，允许其以博物馆名义对外开放，该馆于1992年12月正式开放。1992年元旦，江苏常熟徐建新钱币博物馆对社会开放，该馆的成立得到当地文物部门的批准，在原“石斋钱币陈列室”的基础上改制为博物馆。5月，云南昆明吉鑫私立博物馆开馆，该馆由云南吉鑫集团董事长李麟投资兴办。

1995年10月，广东中山蝴蝶博物馆开馆，该馆于1996年2月得到广东省文化厅的批准。

北京、苏州、哈尔滨等地的一些民间收藏人士也向文物管理部门提出举办博物馆的申请，北京收藏家马未都于1991年就提出举办博物馆的请求。由于当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尚没有出台有关管理制度，一些收藏家遂个人宣布成立博物馆，以博物馆的名义开展活动。

鉴于民间博物馆发展的态势，考虑将民办博物馆纳入规范管理的范围，维护博物馆的社会形象和业务水准，北京市文物局于1993年11月13日制定了《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经北京市政府批准，于同年12月23日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出台这一方法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民办博物馆的资格问题，使那些由社会团体、个人开办的博物馆得以获得法人资格，以便开展业务。

《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发布之后，北京地区有十余位民间收藏人士向北京文物局提出办馆申请。经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博物馆资格评审委员会成员实地考察，对申请者办馆条件多方考察，综合考评，1996年10月31日，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对社会宣布批准四家民办博物馆的筹建资格。[3]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办馆意愿的民间收藏人士纷纷咨询，社会媒体广泛报道，其他省市文物管理部门登门取经。由此掀起了私立博物馆建设的第一个高潮。90年代中后期，到2002年10月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重新发布前，北京、广东、上海、重庆、四川、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陆续建立了数十所私立博物馆。如北京地区的中国紫檀博物馆、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金台艺术馆、今日美术馆等，广东地区的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中山蜜蜂博物馆、丹霞中国历代钱币陈列馆、佛山致尚美术馆等，重庆地区的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重庆国友博物馆、万州区金嗓子博物馆等，四川地区的建川博物馆、成都上河美术馆、成都现代艺术馆、鹿野苑博物馆等。

此时的私立博物馆具有收藏多为“原发性积累”，个人行为，其经济基础基数小，博物馆规模小，博物馆管理多为举办人自行管理的特点。

·收藏多为原发性积累，即举办者有多年的收藏经历，从兴趣开始，少量、低值、渐进的收藏，逐渐积累起具有一定主题和特色的藏品。藏品多为一些个性化的特色收藏，趣味收藏和文物收藏；

·举办博物馆多出于个人兴趣和个性化目的，有些是出于公心，如让更多的公众欣赏自己的收藏，增强观众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些则为个人的目的，如通过举办博物馆收取门票以弥补收藏费用的不足，或通过取得博物馆资格以使自己的收藏合法化，或依托博物馆身份以获取特定的藏品；

·经济基础基数小，或依托中小企业，或依靠举办者个人的积蓄，或采取“以藏养藏”的方法，通过藏品流转的差价来维持博物馆的运营；

·博物馆规模小，其场地多为自用房，或租用房；

此时，私立博物馆走上了历史舞台，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也使一些社会力量在私立博物馆上寄托了各自的企望，甚至将私立博物馆视为对现行文物管理体制的冲击力量。在经历了建馆后短暂的兴奋之后，私立博物馆发现自己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尽管得到了“博物馆”的名义，但却没有明确的凸现私立博物馆特点的实质内容、活动范畴和行为规范，没有明确的责权利规定，没有明确的管理模式。私立博物馆曾希望在获得博物馆名义之后，既可以享受公立博物馆在社会形象、藏品征集和观众群等方面的好处，同时因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又可避免有关部门的行政干预，保障举办者对博物馆事务的自主管理权。但是，私立博物馆很快就发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去努力奋争，藏品的增加仍只能依赖传统渠道，观众的数量似乎还没有媒体记者多，维持博物馆的开放还需要额外的投入，更严重的是有些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认为举办私立博物馆是另有所图，对私立博物馆态度冷漠。[4]

由于私立博物馆管理无规章可循，如何在现有博物馆管理框架中容纳私立博物馆，这对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私立博物馆的发展和管理实践中摸索经验，可以说，对私立博物馆的管理办法，是在解决私立博物馆面临的问题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是私立博物馆克服困难、努力生存、经历挫折、不懈尝试和与管理部门不断磨合的结果。

初创时期的私立博物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经费短缺和重大公共事件的影响，一些私立博物馆不得不闭馆停办。经费短缺，如1998年开办的成都上河美术馆，因经费困难于2001年停办；云南昆明翰荣轩文化艺术博物馆创办于1999年4月，2002年因经费紧缺，几欲停办，后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在省财政的支持下出资购买了该馆收藏的民族文物838件套。东北最大的私人博物馆——黑河“中植俄罗斯艺术博物馆” 于2001年8月开馆，一年内免费接待近10万观众，但该馆开办仅一年，养护藏品等庞大开销就耗尽了举办人刘明秀的热情和财力，博物馆于2002年停办。此外，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造成一些私立博物馆客流急剧减少，造成博物馆经营困难。如2000年开办的辽宁锦州市文雅博物馆，为建馆投入了800万元，2003年7月该馆在银行负债300万元，馆内10余名工作人员停工放假。又如2000年7月在沈阳市新城子区怪坡风景区的王氏博物馆开放，该馆2001年收入7000元，2002年收入１万元。2003年受非典影响只收入1000元钱，因无钱给员工开工资，只得将10余名员工辞退，举办人夫妻二人将馆里的各项杂活都承担起来。

3，作为文化产业的私立博物馆

进入21世纪以后，私立博物馆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私立博物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明显改善，社会对私立博物馆的定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贴近其应有的性质和作用，不再将私立博物馆作为某种社会象征，消除了此前附加在私立博物馆上的不切实际的社会任务，如引领民间收藏健康发展、改革现行的文物保护体制、革新博物馆管理体制等。当私立博物馆回归其公益事业和博物馆专业领域以后，社会舆论更为客观地看待私立博物馆的存在，更加关注影响私立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直接条件，切实讨论制约和影响私立博物馆的困难和问题，这让私立博物馆举办者的头脑冷静下来了，开始客观地考虑建馆、维持、正常运作和持续发展的问题。

党和国家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一系列政策也为私立博物馆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也加快了文物和博物馆管理所需的基本和配套法规制度的建设，2001年，北京市率先出台了《北京市博物馆体例》，广州市文化局于2003年开始启动制定博物馆管理的地方性法规。2002年10月，经过广泛咨询、多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重新公布实施。新文物法给人们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对民间收藏的态度，仅仅是一个词的改变，从“流散文物”改变为“民间收藏文物”，反映了管理机构对民间收藏的态度从歧视转变为肯定，承认了民间文物收藏的地位和重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间文物收藏者应承担妥善保护其合法拥有文物的要求，承担为社会利益而利用文物的要求。这可以说是对以民间文物收藏为基础的民办博物馆，或私立博物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承认。

另外，社会文物的经济价值的再发现，文物拍卖价格屡创新高，一些世人瞩目的文物、艺术品在不长的时间中价格急剧增加，也使得一些社会人士注意到文物、艺术品的投资作用。国内文物市场的兴盛，加快了海外文物的回流，一些社会人士提出发展国内文物收藏是吸引海外文物回流的重要前提条件。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吸引了一批有资金实力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成为新时期私立博物馆发展的主力。

私立博物馆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2002年1月，民营企业家陈慧群投资190万元建设的深圳华夏英杰墨宝园开馆。同年3月26日，由天津粤唯鲜集团总裁张连志投资建设的粤唯鲜博物馆对外开放，该博物馆群体包括华蕴、隽祯、古雅博物馆。还是在这一年，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打出“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特色品牌。近三年来，锦溪镇建成了篆刻艺术馆、柿园艺术馆、华东第一古董馆、中国陶都紫砂博物馆、中华历代钱币珍藏馆、东俊根雕艺术馆和张省美术馆。该镇还计划今后几年中开设华夏天文馆、锦溪名人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博物馆、中华奇石馆等5家博物馆。2004年，首届中国收藏界年度排行榜评选出了“十大民间收藏馆”。这10所博物馆是北京中国紫檀博物馆、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北京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四川建川博物馆、深圳青瓷博物馆、广东东莞石龙家具博物馆、上海包畹蓉京剧艺术博物馆、天津粤唯鲜博物馆和上海四海壶具博物馆。2005年，浙江绍兴民间收藏家孙海芳以6800万元在市区黄金地段买下一块12.68亩土地的使用权，准备投资1.3亿元建造越国文化博物馆。5月，投资3000万元的中国（红蜻蜓）中华鞋文化展馆建成开放。南京天地集团董事长杨休以6930万元购买了陆俨少的画作，并开办了长风堂博物馆。2006年，由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投资建设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对外开放。

由于财力丰实的民营企业家的加盟，这一时期私立博物馆的发展呈现出与20世纪末不同的特点：

·一些私立博物馆举办者的经济背景更为雄厚，特别是一些受宏观经济状况影响而快速发展起来的行业，如地产业、餐饮业和服装服饰业。这些财力丰厚的企业家也希望博物馆要做大作强，在馆舍的设计、博物馆规模和藏品质量方面舍得投入，如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在设计时就延聘了国内外知名的建筑师，为建设场馆投入了5亿资金。南京艺兰斋的举办者请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黑川纪章设计馆舍，博物馆建设总投资达到2.5亿元。这些企业家的加盟，使得私立博物馆整体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从整体来说，私立博物馆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前景更为明朗。此外，这些企业家也发挥了明显的“名人效应”，带动了更多有实力的民间企业家举办私立博物馆；

·举办私立博物馆与企业发展相结合，一些企业家已注意到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将博物馆作为构建企业文化、营造企业形象的重要措施，有些举办者还将博物馆作为拓展企业产品销售的平台；如南京天地集团董事长杨休在公司办公场所展示收藏的书画作品。宁波红蜻蜓集团将设计部门设在该企业开办的鞋文化博物馆中。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在北京、甘肃、上海、天津、武汉、厦门等地开设分馆，通过博物馆来营销其钱币工艺品。

·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家在举办博物馆时，注意到博物馆是公益性活动，其直接的经济效益不会很明显，对博物馆的投入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博物馆的经营得到回收，为此这些举办者将私立博物馆作为文化产业，关注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关注博物馆的存在对其营利性业务的良性影响。如上海美特斯·邦威集团董事长周成建在谈到举办美特斯·邦威博物馆的初衷时说：“我们需要一块文化的娘土，否则我们的百年战略就是无本之木！”如北京睦明唐博物馆馆长姜宇提出：“办博物馆不能仅强调奉献，还要看成是一种长线投资。我们和公立博物馆角色不同，我们可以形成互补，强调的是服务，您可以和我们一起研习。”该馆通过提供服务吸引了一批古瓷爱好者和收藏者，也带动了其茶饮经营的发展。如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举办者樊建川提出打造文化产业链以解决民办博物馆的生存发展问题。按他的设想，建川博物馆聚落将集博物馆、旅游、休闲、餐饮等功能于一体，“到那时，以博物馆文化为特色的安仁镇将是一个很有经营潜力的特色旅游镇”。南京艺兰斋美术馆举办者陆挺在谈到该馆今后的运营经费安排时说，“到时候艺兰斋会有四本帐，拍卖、画廊、商铺和美术馆，只要四本帐收支持平，美术馆就能做下去。三本帐养一本帐，政府美术馆不会这么做，私立美术馆没有这么做。”

·这些新举办的私立博物馆的目标更注重于回馈社会，为民族保存更多的文化遗产，让公众更便捷的接触这些文化遗产，比较此前一些私立博物馆的目标是丰富和优化个人收藏，这些私立博物馆的社会公益性更鲜明和更突出。南京长风堂博物馆举办者杨休说：“不用绕弯子，不就是我死了以后吗？当然是捐给国家！其实现在这样做，无非也是想替国家做点事。”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举办者薛岩明确表示：“建博物馆的目的，其实质便是想捐给社会。让这些文物都可以面向公众。”

·私立博物馆更为关注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力求改变过去个人治馆、人强馆旺、人弱馆衰的局面。私立博物馆出现的时间尽管还不长，但仅凭举办者个人能力维持博物馆生存和发展的机制的弱点也逐渐为举办者所注意，经济问题还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加以缓解，但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却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上海1984年出现的“中国第一家民间收藏馆”，馆主王安坚于几年前辞世，这一家庭收藏馆不得不闭馆，藏品也面临失散的困境。私立博物馆在呼吁优化外部政治环境的同时，尝试建立新的博物馆管理体制，以确保博物馆长治久安。北京观复古典博物馆于近年改制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现有理事10名，今后还会根据情况递增，成员为博物馆发展提供智力、财力和藏品上的支持。

近年来，全国和地方政协的委员提交提案，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和支持私立博物馆的发展。2006年，全国政协代表王平、甘子钊、叶朗等人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递交“关于要求国家文物局加大力度扶持民办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提案”提案，提案“建议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成立民办博物馆处，协调、制定非公有经济产业政策，大力加速发展民办博物馆事业，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都办文化事业。”并提出了在财政、智力等方面支持私立博物馆发展的具体建议 [5]。在此次全国政协会上，吕建中委员提出国家应大力扶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建立民营博物馆，使其承担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他还建议各级政府应采取“放水养鱼”的方针，把民营企业创建博物馆等列为地方政府重点扶持项目，在规划建设、土地征用、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以化解民营博物馆业的投资风险。周天游等委员建议进一步明确给予民办非企业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平等的地位，在相关政策上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应给予民办非企业博物馆免征门票所得税的待遇（有偿经营除外），也给予支撑其运作的文化基金会在投入上的减免税待遇，并落实在相应的法规上。鼓励与推荐退休的但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国有博物馆业务骨干参与民办非企业博物馆的建设。要加强对私立博物馆馆长的政策和业务培训，提高他们的政策法规意识、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要鼓励公立博物馆与私立博物馆管理者间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发展事业。在博物馆学（协）会中增补民办非企业博物馆人士为理事（或常务理事），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博物馆协会更具有代表性。